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铜回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英格兰坎特伯雷大教堂
随着具有明确基督教性质的国家与政治实体开始建立，基督教也随之面临新的问题。教会不再只是信徒的聚集之所，而是逐渐掌握了真实的世俗权力，维护这种权力便成为首要事务。教会虽然从罗马政权的崩塌和帝国有时的压迫力量中获益，但也必须面对一个比从前更不安全、更暴力的世界。既然以暴力为展示世俗权势的主要方式，教会就不得不开始处理自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在伯利恒和罗马已经看到的，暴力从基督教故事一开始就存在。然而，随着教会的发展，尤其进入一个暴力成为常态的时代后，“和平之君”的信仰与一个远非和平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而基督教与暴力之间的故事，就在当时位于基督教世界边缘的英格兰坎特伯雷大教堂中，以一种戏剧性到震惊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方式上演。
除了血腥的历史，中世纪社会本身也充满暴力。尽管基督教教义努力教导，生命仍然短暂且贱如草芥，而正义、法律和秩序最有效的执行方式往往是剑锋。作为基督教最显眼的代表，你也许会以为神职人员能免于暴力。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既是暴力的受害者，也经常是施暴者。
血色祭坛：贝克特之死震动欧洲
在英格兰东南部静谧的坎特伯雷小城，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顶已矗立了八个多世纪。这里曾洒下大主教的脑浆，也汇聚过无数朝圣者的泪水。
1170年12月29日，黄昏的阴影笼罩着坎特伯雷大教堂。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正在前往晚祷的路上，四名全副武装的骑士闯入了这神圣的殿堂。就在几天前，远在诺曼底的亨利二世国王在一次愤怒中抱怨：“我手下的蠢货和叛徒，竟容许一个卑贱出身的神职人员如此蔑视我！”这句话被骑士们理解为对贝克特的死亡命令。他们跨海而来，只有一个目的：让这位与国王反目的大主教永远沉默。
骑士们要求贝克特屈服于国王的权威。这位曾与亨利二世亲密无间、后来因教会权力问题与国王激烈对抗的大主教，以他一贯的倔强拒绝了。“我为上帝和教会的权利而死。”据说他这样回答。骑士们试图将他拖出教堂，但贝克特紧紧抱住一根柱子。剑光在昏暗的教堂中闪过，第一击砍中了他的头部，正是他受圣职时被圣油膏抹过的地方。随后的砍劈接踵而至，最后一剑削掉了他的头盖骨。一位在场的修士爱德华·格里姆记录下了那骇人的一幕：脑浆和鲜血溅在祭坛上，一位书吏甚至上前用脚踩踏大主教的脖颈，让更多的脑组织从头骨裂缝中涌出。
在重视“圣所”概念的中世纪，教堂是最不容暴力的神圣空间。而此刻，英格兰最高神职人员的脑浆却洒在了向英语世界传播福音的母堂之中。消息如野火般传遍欧洲，震惊了基督教世界。为什么贝克特之死如此震撼？因为这不只是谋杀，更是对神圣秩序的公然践踏。坎特伯雷不是普通的教堂，它是597年奥古斯丁从罗马来此宣教建立的英格兰基督教摇篮。在这里杀害大主教，如同在信仰的心脏上捅了一刀。
从血腥到神圣：奇迹的制造与记录
贝克特死后，戏剧性的转变开始了。修士们最初将大主教沾血的衣物分发给穷人，却很快传出疾病得愈的奇闻。人们开始聚集到他的临时墓地前。修士们迅速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个潜在的“圣徒产业”。他们收回散落的遗物，甚至收集血迹和脑浆，与水混合制成“圣水”。一位有商业头脑的修士宣称自己获得了贝克特溅出的脑组织，这成了最珍贵的圣物。
重要的是，修士们开始系统地记录朝圣者讲述的神迹。他们建立了一套验证程序：见证人宣誓、细节记录、可能的调查。这份记录意外地成为中世纪最完整的普通人声音档案，让我们听到了那些本会被历史淹没的名字。
韦斯托宁的艾尔沃德是其中之一。这个撒克逊人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地位低下，因与邻居纠纷被诬偷窃，遭受了挖眼和阉割的酷刑。他在祈祷后，声称在异象中见到了贝克特，随后被夺走的眼睛和睾丸奇迹般地再生了。他甚至大方地让人们查验，以证明神迹的真实性。后来，他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他的故事被彼得伯勒的修士本笃记录下来。
另一个彩窗故事讲述了博克斯利村的两位姐妹，她们都因瘸腿前来祈祷。姐姐得到治愈，妹妹却仍无法行走。愤怒的妹妹在圣坛前指责贝克特不公：“为什么你治好了她，却留下我？”第二天，她也痊愈了。修士们将这个故事解读为：即使是圣徒，也需被问责才能完全展现仁慈。这些普通人的苦难与救赎，与王子主教们的权力游戏形成了鲜明对比。到1173年2月，谋杀案仅过去两年多，贝克特被封为圣徒。他的墓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朝圣目的地之一，堪比罗马。
暴力的循环：基督教的两难困境
贝克特之死将基督教与暴力的复杂关系推到了前台。这个以“和平之君”为核心的信仰，却诞生于十字架的极端暴力中。早期基督徒曾是罗马暴力的受害者，但当教会获得权力后，基督徒也成为了暴力的施加者。
早在二世纪末，萨狄斯的主教米列托就在复活节讲道中提出：“是谁杀了耶稣？”他的答案是：“是以色列。”这种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的神学观念，为中世纪欧洲反复爆发的反犹暴力提供了借口。在贝克特死后仅二十年，约克的犹太社区就面临暴民威胁，最终许多人在拉比带领下选择集体自杀，也不愿皈依基督教。
圣经本身对暴力的态度就充满张力。耶稣教导“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同一本福音书中他又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种矛盾使得基督徒在面临暴力时常常陷入两难。
十四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曾提出激进的和平主义观点，认为任何暴力，即使是自卫或保护弱者，都违反基督教的爱之律法。但他的观点未被主流接受，他本人死后还被掘墓焚尸，再次证明了暴力的循环多么难以打破。
在中世纪，对暴力的主流理解仍基于旧约“以眼还眼”的报复逻辑。贝克特死后，亨利二世国王面临的正是这种逻辑的压力。他意识到这场谋杀已成为他统治的灾难，于是上演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忏悔剧：1174年，他赤脚步行三英里来到坎特伯雷，在贝克特墓前俯卧，让每位主教鞭打他五下，八十位修士各鞭打三下。这场公开的自我羞辱，既是政治自救，也象征着教会权力一度能使王权屈膝。
改革之火与和解的可能
时间推进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欧洲。在英格兰，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自封为英国教会最高领袖。这位曾处决好友托马斯·莫尔的国王，对另一位托马斯——贝克特——的遗产感到格外刺眼。
1538年，亨利八世发布公告，称贝克特为“叛徒”，下令全国拆除他的画像、废止他的节日，并从所有书籍中删除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派遣专员前往坎特伯雷，捣毁了那座装饰着黄金宝石的华丽圣龛。贝克特的遗骨被从坟墓中取出，当众焚烧，灰烬撒入风中。
国王的理由是：贝克特之死并非殉道，而是他反抗合法君主应得的下场。亨利特别强调，据记载贝克特曾对骑士们动手，是在“混乱中”被杀。暴力再次被重新叙事，成为分配责任的工具。当时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支持了国王的决定。这位精明的改革者深知不能重蹈贝克特对抗王权的覆辙。但历史充满了讽刺：克兰默自己最终也未能逃脱暴力结局。在玛丽一世女王恢复天主教时，他被判火刑。在火焰吞噬他之前，这位曾签署放弃新教信仰声明的大主教，将他签署过的右手首先伸入火中。
宗教改革的暴力不仅限于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偶像破坏运动席卷教堂；在美洲新大陆，宗教裁判所以“纯洁信仰”为名施加火刑。1592年，秘鲁利马的主广场上，五个人，其中两名被指控为秘密犹太人的西班牙人和三名英国新教海盗，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基督教随着殖民者的脚步，将旧大陆的暴力逻辑带到了新世界。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坎特伯雷再次成为焦点，但这次是为了和解。1982年5月29日，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同跪在贝克特殉难的小礼拜堂内祈祷。这是自宗教改革四百多年来，罗马教皇首次访问坎特伯雷。
两位基督领袖选择在这个曾洒满鲜血的地方共同祈祷，意义深远。他们承认两大教会之间漫长而暴力的分裂历史，也试图开启对话与和解的新篇章。约翰·保罗二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纪念圣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也纪念所有为信仰献身的人。”
但和解之路从不平坦。就在同一年，当伦西大主教在利物浦一座教堂讲道时，仍遭到极端新教组织“橙带会”成员的抗议，他们向他投掷物品，高喊“叛徒”。这表明，将几个世纪的暴力记忆转化为和平，是多么艰难的过程。今天，在贝克特圣龛原址上，没有华丽的墓碑，只有一支简单的长明烛在玻璃罩中静静燃烧。这支烛火象征着信仰在暴力面前的坚韧，也提醒着人们基督教历史上那些黑暗篇章。
在当今世界，暴力以新的形式出现。2014年3月，开罗的年轻科普特基督徒玛丽·萨米·乔治因车内挂着十字架饰物，被暴徒认出是基督徒而惨遭杀害。她的遭遇与贝克特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都因宗教标识成为目标，都经历了极端的暴力。
当地主教在追思时说：“玛丽，你是基督所爱的。他们因着十字架撕裂了你的身体。”这句话道出了基督教面对暴力时最核心的悖论：十字架既是暴力的象征，也是战胜暴力的象征。基督徒可能因信仰遭受暴力，但也从信仰中获得超越暴力的盼望。
坎特伯雷的现代意义
坎特伯雷大教堂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朝圣地和旅游景点，但它的意义已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场所。这里成为一座关于暴力、记忆与和解的活纪念碑。教堂中有一处被称为“现代殉道者礼拜堂”的地方，纪念二十世纪为信仰牺牲的人们。其中包括二战时期因反对纳粹而被处决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萨尔瓦多被杀害的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以及在非洲遇害的传教士。这些名字将贝克特的古老故事与当代的暴力现实连接起来。
坎特伯雷的故事最终指向基督教面对暴力的核心悖论。这个信仰不否认暴力的存在，也不简单地将暴力浪漫化或神圣化。相反，它承认暴力是人类堕落状态的可悲现实，但同时宣称暴力不会拥有最终决定权。十字架是这一悖论的集中体现：一个罗马刑具，一个极端暴力的象征，却成为亿万人的救赎之源。基督教不教导人们主动寻求暴力或受苦，但它确实教导，当暴力无法避免时，信仰可以提供一种超越暴力的意义框架。
这种框架在贝克特的故事中清晰可见：谋杀本身是邪恶的，但由此引发的悔悟、朝圣，乃至最终的和解努力，展示了人类如何能从暴力的废墟中构建出意义。亨利二世的公开忏悔、朝圣者的医治经历、不同教派领袖的共同祈祷，这些都是对暴力否定的肯定，是对死亡说“不”的生命力量。
今天，当游客漫步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回廊中，阳光透过中世纪彩窗洒下斑斓的光影，很难想象这里曾发生的血腥场景。但正是这种从血腥到神圣的转化，构成了基督教历史中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八个世纪过去了，贝克特墓前的烛火依然每天被点燃，在石制教堂中投下温暖的光晕。这束微光，就像信仰本身，不否认周围的黑暗，却坚持燃烧，见证着一个古老的承诺：最深的黑暗里，仍有点亮烛火的可能。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