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同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桑给巴尔基督堂
十八、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呈现出一幅矛盾的图景。在挺过宗教改革的剧烈震荡并借助殖民浪潮实现全球扩张后，教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教堂遍布各大洲，宣称拥有的灵魂数量空前。然而，这种表面的辉煌之下，暗流汹涌。教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外部，世俗主义思潮兴起，主张将信仰彻底逐出公共权力领域；内部，教派间的对立愈演愈烈，纷争不断。与此同时，一系列全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崛起，争夺那些曾由教会主导的领域：教育、慈善、乃至对个人道德与生活意义的解释权。
在所有这些新兴力量中，最为强大、也最难以定义敌友的，便是资本主义。它并非简单的“外部迫害者”，而是一套重塑整个社会关系和个人动机的复杂系统。
为了理解教会如何在一个资本逐渐占据上风的时代里挣扎、适应并试图反击，我们的目光需要投向印度洋上的一座岛屿——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在那里，一座建立在古老奴隶市场遗址上的教堂，犹如一个浓缩的隐喻，无声地诉说着信仰与利润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复杂纠葛与激烈搏斗。
桑给巴尔的石证：血泪市场上的救赎祭坛
时间来到2024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廷·韦尔比弯下腰，走进桑给巴尔圣莫尼卡旅舍（St Monica’s Guest House）一间阴湿的地窖。这位习惯于处理“高处”事务的全英首席主教，此刻正身处一个高度不足一米五的压抑空间。微弱的光线从墙缝艰难挤入，照亮了沿墙的石台和中央一道狭长的凹槽。这不是用来储藏货物的地窖，而是用来储藏“人货”的囚牢。
这里曾是十九世纪全球最大奴隶市场的一部分。到19世纪，随着其他国家逐步废除奴隶贸易，桑给巴尔却仍死守这一制度。随着它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反常，其奴隶市场反而愈发庞大、利润愈发丰厚。市场的核心之一，或许也是最骇人听闻的所在：在整个建筑群的中心，立着一根鞭刑柱。那是一根深埋入地的高木桩，被奴役的人会被锁在上面，反复抽打，直到他们的肉块飞溅在四周的地面上。到19世纪末，这根木桩早已被鲜血染透。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那里被鞭打到身体崩溃，又有多少人因此死去。奴隶贸易的非人化本质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无法找到那些被卖到这里的人的姓名。他们在记录中只以数字存在——作为成交量、作为销售额、作为利润。
历史只留下极少数碎片化的回响。1847年，英国海军解救的一艘奴隶船上，一位名叫富塔莱的年轻女子作证，她是在花园玩耍时被蒙眼掳走的。她唯一的愿望是“获得自由，并回到自己的国家”。然而，证词记录之后，她便如尘埃般消失在历史中，结局成谜。她的故事，是数十万匿名悲剧的一个微小注脚。到19世纪50年代末，每年在桑给巴尔被买卖的被奴役者多达三万人。
然而，极具讽刺与象征意味的是，正是这同一片浸透血泪的土地，后来迎来了彻底的转变。1873年，在英国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下（尤其是以炮击相威胁），桑给巴尔的苏丹被迫签署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协议。推动英国采取如此强硬立场的背后，教会的呼声，特别是像戴维·利文斯顿这样传教士的努力，不容忽视。废奴之后，一个由年轻、热忱的基督徒组成的“大学宣教会”（Universities Mission Society）来到桑给巴尔岛上。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具神学象征意义的决定：将传教总部，直接建立在昔日奴隶市场的核心遗址之上。
于是，桑给巴尔基督堂拔地而起。最具冲击力的设计在于，教堂那神圣的高祭坛，不偏不倚，正好矗立在当年那根恐怖鞭刑柱的原址之上。曾经，人类的血肉在此为利润而被交易和摧残；如今，这里人们敬拜那位为救赎人类而献出自己血肉的上帝之子。从“奴役市场”到“救赎祭坛”，物理空间的转换，试图完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赎罪。这座建筑本身，宣告着信仰对利润最极端形式——人口贸易——的胜利。然而，这座建筑的怪异风格（混合了摩尔式、拜占庭式和欧洲本土元素），又暗示着这种“胜利”背后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文化冲突。
信仰为奴役辩护，还是点燃解放之火？
桑给巴尔的教堂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基督教与奴隶制真实的历史关系，远比“邪恶的奴隶主”对抗“善良的废奴主义者”的简单叙事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甚至深植于圣经的文本之中。
在新约时代，奴隶制是罗马帝国普遍的社会经济基石。圣经文本并未直接谴责这一制度本身。例如，耶稣曾赞许一位罗马百夫长的“信心”，并治好了他“病重的仆人”（即奴隶）。耶稣施行了神迹，却对百夫长与奴隶之间的主从关系未置一词。新约中甚至有一卷名为《腓利门书》的短信，专门处理一个逃奴（阿尼西母）与其基督徒主人（腓利门）的问题。使徒保罗写信为阿尼西母求情，称他不再是奴隶，而是“亲爱的兄弟”，并暗示腓利门在灵性上亏欠自己。然而，保罗并未要求腓利门释放所有奴隶，甚至没有直接命令他必须接纳阿尼西母，言辞中充满了协商与请求的意味，最终将决定权留给了身为主人的信徒。这与保罗在其他书信中宣称“并不分……奴仆、自由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的精神，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张力。
这种文本上的内在张力，在历史中被不同利益方朝着相反的方向猛烈拉扯。当欧洲殖民者为开发美洲而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时，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非洲。于是，“三角贸易”（将非洲的被奴役劳力运往美洲，再将这些劳力生产的商品运回欧洲，而所得利润部分用于购买更多奴隶）这一将非洲人口商品化的罪恶体系蓬勃兴起。许多参与其中的欧洲殖民者和商人本身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迫切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神学上的合法性。一些人便回到《创世记》，牵强附会出所谓的“含的诅咒”，声称非洲人是诺亚之子含的后裔，因其祖先之过而被上帝罚作永世的奴仆。另一些辩护者则采取一种“教化论”调子，声称奴役非洲人并使其皈依基督教，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和野蛮状态的管教，是一种“慈父”般的责任。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荒诞而悲哀的一幕：同一本《圣经》，同一套信仰语言，既被种植园主用来为鞭打、拆散黑人家庭的暴行辩护（声称这是维护上帝设定的社会秩序），同时又被奴隶自己，当作在无尽苦难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反抗的隐秘火种。《出埃及记》中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挣脱埃及奴役的故事，给了他们终极的希望；耶稣受难与复活的信息，让他们相信今世的苦难并非最终结局。像奥劳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玛丽·普林斯（Mary Prince）这样的前奴隶，他们撰写的自述震撼了英语世界。玛丽记录了她的朋友、怀孕的赫蒂因为小过错被主人鞭打至流产惨死的经过。她向所有读者发出了直击灵魂的质问：那些自称信仰上帝、来自文明国度的英国人，何以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里，变成了比野兽更残忍的怪物？
良知的反击：当信仰成为废除利润枷锁的利剑
尽管基督教曾被扭曲为奴役的辩护词，但历史同样清晰地表明，正是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中，迸发出了近代最持久、最有力的废奴运动能量。这场运动的先驱与中坚，往往是经历了深刻个人信仰转变、并从中获得无畏勇气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约翰·牛顿。他早年是奴隶船的船长，过着粗鄙残酷的生活，后来甚至一度自己也沦为奴隶。一次猛烈的海上风暴将他推到死亡边缘，在绝望中他呼求上帝的“怜悯”。这次濒死体验成为他信仰的起点。但牛顿后来坦言，真正的归信发生在更晚的时候，当他开始认真思考：上帝赐予他的这份“奇异恩典”，对他曾经买卖、摧残过的那些黑人男女，又意味着什么？强烈的负罪感与救赎感，驱使他余生投身于废奴事业。他成为牧师，用自己不堪的过去作为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并深刻影响了一位关键的年轻政治人物——威廉·威伯福斯。
威伯福斯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生活放纵的英国议会议员，前途一片光明。一次深刻的福音派信仰体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牛顿等人的影响下，他坚信上帝赋予了他一个明确的属天使命：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对他而言，这绝非普通的政治改革或人道主义慈善，而是一项神圣的呼召，是上帝对国家的旨意。凭借在议会的地位、出色的辩才和惊人的毅力，他成为了议会内废奴运动的灵魂人物。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普通基督徒，包括像埃奎亚诺、普林斯这样用笔揭露真相的前奴隶，以及无数在请愿书上签名、抵制奴隶种植园蔗糖的妇女和市民，构成了这场社会运动的广泛基石。信仰在这里化作了社会的良心和变革的催化剂。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难斗争，英国议会终于在1807年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并于1833年立法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威伯福斯在得知最终胜利的消息后不久，安然离世。而远在印度洋的桑给巴尔奴隶市场在1873年的关闭，正是这场源于英国基督徒的废奴运动，其涟漪最终波及全球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历史脉络中，基督教信仰展示了其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它不是既得利益者的麻醉剂，而是刺向不义利润体系的利剑，是唤醒社会良知、激励人为尊严与自由而战的强大精神力量。
信仰与财富的古老博弈
奴隶制是将人物化为利润工具的最赤裸、最极端的形式。但基督教与金钱、财富的博弈，是一个更为普遍和永恒的命题，它直指信仰在世俗生活中的核心困境。
耶稣的公开教导中，关于金钱和财富的比喻与警告，其数量远超关于性或暴力的讨论。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利）”；他也用“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样夸张的比喻，来形容财富对灵魂得救的巨大阻碍。但他也留下了一条缝隙：“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曾一度实行凡物公用、按需分配的模式。在新约记载中，我们就看到了像贩卖昂贵紫色布匹的富商吕底亚这样的女信徒，她不仅信主，还开放家庭成为教会的聚会点。财富与信仰，从一开始就并非简单对立。
今天，信仰与财富的古老博弈，并未因时代进步而终结，只是换上了新的装束。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这个以财富炫耀和资本流动为立国之本的城市——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座安静的英国国教教堂。它的牧师休·比恩（Hugh Bearn），每日牧养着包括亿万富翁、金融雇员、普通服务人员在内的复杂群体。当被问及在这样一个“玛门”似乎取得完胜的地方事奉有何意义时，他平静地说，无论人身处何种环境，人心对意义、对宽恕、对超越性之爱的需求是共通的。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提醒那些看似拥有一切的人，什么才是真正不可购买、永不朽坏的。同时，他也清醒地指出，现代奴隶制并未消失，它以强迫劳动、债务奴役、人口贩卖等形式，隐藏在发达国家光鲜城市的后厨、工地或地下作坊里。
因此，桑给巴尔基督堂，这座风格混杂、矗立在历史伤疤之上的建筑，其最终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废奴纪念。它承认信仰在历史上曾与利润的罪恶同流合污，也见证了信仰能够爆发出净化利润肮脏面的道德勇气。它提醒我们，当人仅被简化为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数字，被物化为创造利润的工具时，我们所戕害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那不可让渡的尊严、那承载着“上帝形象”的灵魂。
在贾斯廷·韦尔比之前的几年，还有另一位大主教曾走进那阴暗的地下室——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 ）在20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纪念时，在桑给巴尔基督堂讲道。他说：当我们真正领悟到自己被无条件地爱着时，我们才会松开那紧紧攥住世间财宝的手。基督信仰宣称，这种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他甚至甘愿取“奴仆的形象”。在这个故事里，最高的神性体验了最深的屈辱，从而永恒地抬升了每一个人的价值。
需要看到，桑给巴尔基督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通往记忆与救赎的桥梁，将历史的沉痛与信仰的光芒，锻造成了一则永恒的训诫：唯有当压迫的历史被诚实铭记，人性被彻底归还其神圣的重量时，真正的自由与和解才有可能降临。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