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大秦景教碑，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这件珍贵的基督教历史文物和见证。
景教(Nestorianism in China)，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此为狭义上的景教。中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自称“景教后学”。意为“光明正大之教”。 公元428年，聂斯托利派与其时的基督教分裂后开始由罗马帝国向东方传播，逐渐在叙利亚、波斯等地流传。 5—6世纪，传入中国新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 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中国长安(今西安)译经传教。阿罗本到达长安时，曾受到唐太宗的盛情款待。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率仪仗队到西郊去迎候。 阿罗本受到各种礼遇。他被请到皇帝的私人藏书楼翻译《圣经》，唐太宗还常请他入内室求教基督教的教义。 是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贞观十二年(638年)， 唐太宗下令为其建寺1所，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并准其全国各地传教。其时有教士21人。初称“经教”或“波斯经教"，亦有“波斯胡教”、“波斯教”、“大秦教”、“弥厂诃教”、“弥施诘教”等称，后改用“景教”之名。“景”字由“日”、“京”合并而成，本有“日大”“光明” 之意，景教在其内在教义和外在形态上反映了基督教与波斯宗教思想的混合并存。唐高宗时，景教继续受到宽容，阿罗本仍被尊为镇国大法主，保持其景教大总管的地位。其时各州普遍建有景教寺院，景教得到很大发展。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语。武则天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景教的传播一度受挫。玄宗时，又恢复尊崇景教的政策。（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326页）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中国唐代基督教传播情况的碑刻。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省周至县出土，现藏西安碑林。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 上刻十字架，碑额作“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頌并序”，碑文为景教士景净撰，吕秀岩书，计1780字，概述景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基督教教义。碑下部和两侧有128名景教教徒的古叙利亚题名。碑文已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受到17、18、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重视，为研究早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古代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111页）
就是这样一件基督教的珍贵文物，却是经历过几乎被外国人盗走的惊险经历。
这个人就是何乐模（Frits Vilhelm Holm）。他是一位丹麦探险家、作家和记者，在20世纪初因试图获取景教碑的仿刻碑而闻名。以下是关于他及其“景教碑历险”的关键信息：
何乐模何许人也？
何乐模（1881—？）是一名丹麦探险家、作家和记者。他的职业生涯非常丰富，曾服役于丹麦皇家海军，后来作为记者游历多国。他来华时，清廷外务部官员为他起了中文名“何乐模”，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
何乐模于1907年来到中国西安，目标直指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石碑记载了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播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化和宗教价值。
何乐模的最初计划是：目标原碑。明天启三年（1623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西郊的周至县大秦寺旧址被重新发现。据多方记载，该碑出土后即被移置到附近的金胜寺保存。因此，金胜寺成为该碑出土后的第一个正式保存地。何乐模最初想直接获取原碑，甚至试图通过送礼与金胜寺住持建立关系，探讨购买可能。但原碑重约2吨，搬运极易被发现，且他的行动已引起西安官府和当地西方人团体的注意，因此他很快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于是，何乐模有启动了备用方案：高仿复刻。何乐模花费约150两银子（约相当于今天 9～12 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雇请西安石匠仿刻一通与原碑同大、同质、同重的复制碑。为了掩人耳目，他在签订协议后便暂时离开了西安。
何乐模的翻译方贤昌在了解其计划后，通过其兄将消息报告给了当时的清朝地方政府。陕西巡抚曹鸿勋因此下令加强对原碑的保护，并最终决定将其移入西安碑林妥善保管。这一举动彻底断绝了何乐模“偷梁换柱”的可能。
何乐模只能带着那通精美的仿刻碑离开中国。他于1908年将仿刻碑运抵美国，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他还以此碑为模版制作了多件石膏复制品，分送欧美多国的博物馆，这在客观上极大地提升了景教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何乐模事件”的影响与后续：
· 意外贡献： 何乐模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景教碑的保护。正是由于他的觊觎，陕西官府才下定决心将原碑移入碑林，使其得到了永久性的妥善安置。
· 著作出版： 何乐模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于1923年出版。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的行程、清末中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整个事件的经过，已成为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该书的中译本已于2011年在中国出版。
总而言之，何乐模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企图获取中国珍贵文物的行为是明确的，但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却戏剧性地推动了原碑的保护，其著作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学者刘平在《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中写到，景教碑乃天启五年(1625年)于西安之唐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旧址出土，当属无误。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景教碑出土之后移至西安西门外金胜寺（也称为金圣寺崇仁寺），交由寺僧看管。 咸丰九年(1859年)，在陕做官的杭州人韩泰华访碑至此，庆幸碑刻字画完好，更造碑亭，以为保护。其后韩泰华于碑石左侧刻题:“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在后来者何乐模看来，这是一种“自高自大、暴殄天物”之作为，称其为“晚近的荒谬纪之辞”。
至于韩泰华所造之碑亭，不久之后便因战乱而焚毁，致使石碑曝呈荒郊。
回过头来，我们再详细地看当时的情况。纵观当时之西方世界，自景教碑出土以来所引发的研究热情从未衰减，并因当时国内之乱局，西方世界迫切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景教碑收归囊中。
当时之西方以欧美会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景教碑运往欧美，于博物馆中陈列展出；与此同时，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在此压力下，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 但由于层层盘剥，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当地人只好筑一瓦轮草草覆盖，仅维持一年有余。
故此，西方世界强烈希望获取景教碑而未能如愿，清廷和地方官府对景教碑保护不力，此为何乐模盗碑冒险的两大背景。西方对景教碑的高度重视与国人对景教碑的无知漠视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促成了何乐模的盗碑之旅。
盗碑未遂事件具体始末
在何乐模的自述中可以得知，来西安之前，何乐模曾在伦敦和纽约滞留，一方面为寻求支持和资助，另一方面是为战利品寻找买家，并不惜为此而变卖家产， 以用作西安之行，看来此人也是为此下了血本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何乐模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抵达天津，在当时代管丹麦国民在华事务的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的帮助下拿到护照，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探险家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 1854—1914年)向其传授内地旅行经验。
到达西安之初，何乐模扮作普通记者明则四处浏览收集素材，实为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原碑或仿刻其碑的可行性；同时与当时旅居西安的西方人接触以获得支持帮助，但事与愿违，这些西方人对他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声音。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均有获取原碑之目的，故此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有所诟病。
寻找景教碑的过程并不复杂，何乐模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早已知晓景教碑所在，但他也知道这并非无主之物可以任由搬运，故此与当时的崇仁寺主持玉秀和尚打好关系就成了首要之事。坊间流传说何乐模与玉秀和尚有关于景教碑的秘密契约，而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显示他虽有搬走景教碑的要求，但玉秀和尚始终认为“庙院中的所有石碑，连同石质水缸和牌坊都属于寺庙。他一再强调，那些东西也属于他自己”。虽有史料显示二人之间曾有金钱瓜葛，但同时亦无证据显示二人曾就景教碑价格达成秘密协议或契约；而唯一达成的契约是关于庙中两间房屋的出租，一间用于景教碑仿刻，一间供翻译方贤昌居住以监督仿刻进度。
对于得到景教碑，玉秀和尚并非最大的障碍，何乐模很清楚这一点，他甚至一度有了偷梁换柱的想法。但这无疑比最初的方案更加难以实施，最终何乐模只得退而求其次，对景教碑进行仿刻。按照仿刻计划，何乐模与西安的石匠签订仿刻协议，此后为掩人耳目，何乐模暂离西安。一行数人翻越秦岭，再乘船前往汉口。到达河南紫荆关时，翻译方贤昌被命令原路返回前往富平采石场与石匠一同挑选与原碑相同之石料，再从另一路线返回西安。
令人庆幸的是，虽然何乐模在临行前一再叮嘱方贤昌注意保密，但方贤昌显有礼，然而另有打算。正是方贤昌在离开何乐模之后的高调表现让后人猜测他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以搅乱何乐模的计划，其中包括向当地官府汇报此事。此外亦有确凿史料记载，他向兄长泉坛名家方若(1869—1955年)透露此事，方若旋即将此事告知时任清廷学部参事的金石学家、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一生横跨政治与学术两界的罗振玉(1866-1940年)。罗振玉遂报于学部，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此即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1846—1910年)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 、《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所记述。至于方贤昌，在后来被何乐模解雇返回天津后又向多家中、英文报纸揭露何乐模的行动，使何乐模偷梁换柱之计划彻底无望。
数月后，何乐模接到景教碑仿刻即将完工的消息后返回西安，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碑。他将原碑与仿刻碑进行对照，没有发现一丝一毫错误；他用英寸尺进行测量，发现尺寸可以精确到毫米。既然已完工，就再无保密之必要，何乐模遂邀请陕西洋务局的官员们参观景教碑及其仿刻碑。何乐模自己也感觉到地方官员的怀疑并开始对景教碑予以重视，官员们在大加赞赏仿刻碑精细的同时也立即查看原碑，且时任长安县知县的周丕绅让庙里主持玉秀和尚看好何乐模，“不能让何乐模扰动或损坏景教碑”，并派衙役两名日夜守护原碑。 何乐模知道自己在这些官员们眼中“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虽然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但实际上使我无机可乘”。
不久之后，就在何乐模的仿刻碑最后离开的前一天，景教碑原碑被移入西安碑林。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运碑的队伍；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年)则在数日之后遇到运送“驼碑”龟趺的队伍， 并留下相关记载。
何乐模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成为清廷插手保护景教碑的直接起因，何乐模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无价的景教碑被挪移到了不会曝露在风雨之中、也不会有被盜之虞的地方，也能与流逝的岁月进行长长久久的抗衡。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
在中国驻留了将近一年之后，何乐模带着仿刻碑乘坐汽轮离开上海，数月后抵达纽约。这个时候六次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美，人们虽然对仿刻碑赞不绝口，却也绝无人肯下海出资购买仿制的景教碑。何乐模在数无奈之下只得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无法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将仿刻碑进行展出。直到八年后，才有纽约的天主教信徒出资购买了仿刻碑并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于是何乐模再度漂洋过海、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916年11月26日，何乐模抵达罗马、以购买者名义将仿刻碑赠送给教宗本笃十五世，教宗向他赠送个人肖像照片并题字赞扬他为获取仿刻碑所做的努力。在教廷驻留的十周时间里，何乐模与景教碑一起名扬世界、仿刻碑也就此矗立于永恒之城，向全世界宣示景教碑的存在及其于教会的意义所在。
参阅书籍与资料：
1.傅里茨·何乐模:《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史红帅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118页、第122页。
2.史红帅:《景教碑历险记》(上)，《西安晚报》2010年7月25日，第11版。
3.刘平：《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
4.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